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：
1. 逼近“原生态”，但角度嫌单一，手法嫌单调——相对于李锐《厚土》
2. 直写“生存本能”，但经验细节欠突破——相对于杨显惠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
3. 内敛、克制，但深层少冲突，整体欠张力——相对于前苏联巴别尔《骑兵军》
4. 讲求简笔、留白，但人物嫌简平、“风景”显固态——相对于赵树理作品
5. 语言“原汁原味”，但稍嫌简化做作——相对于赵树理、韩少功、李锐的方言实践
曹乃谦的创作，尤其是最代表其风格和成就的《黑夜》，其核心主题就是一句话：“食色，性也”。这种直逼、并且固守“原生态”的写作，在当代创作中特色鲜明但并非独一无二。李锐在1989年发表的《厚土》系列也是要“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，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。”（见《后记》）《黑夜》的写作时间和地域都与《厚土》相近，但相对于《厚土》，《黑夜》在篇幅上厚了，在意蕴上却薄了，主要原因是将人物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孤立了出来，单纯受困于本能欲望。在艺术手法上，曹乃谦专注于经营对话，特色突出，但也嫌单调。
单调和重复是曹乃谦创作的一个比较显见的问题，“一两篇惊艳，一两部沉闷”是较为普遍的阅读感受。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感受，除了创作主题的单一和叙述方式的固定化外，还有更内在的原因——宏观上：价值缺乏对立、结构张力不足；微观上：细节经验缺乏突破。
读曹乃谦《黑夜》的感觉与读巴别尔《骑兵军》的感觉明显不同，前者如履平地，后者如登峻岩。《骑兵军》的紧张感来自作品内部蕴含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冲突——作家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向往成为其 “天敌”哥萨克人。而在曹乃谦这里，在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“本能”的同时，也将所有的价值都压向了平面。
当然，写“本能”并不是问题，关键是如何对“本能经验”进行突破。杨显惠的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就是专注于写“本能”，主题更单一到只有一个——饿，22篇故事写的就是一件事：人是怎么被饿死的。然而，读完整个系列，你会发现，这些作品的震撼力居然具有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，其原因是由于构成这些故事的“核儿”的生命体验都是具有突破性的——带着沉入地狱者最后的挣扎和哀号。曹乃谦的创作基本上是把读者带到“底线”处就止步了，在他“留白”的地方，是杨显惠真正的起点。除了艺术追求不同外，这里恐怕还是显示了曹乃谦“下生活”的深度还不够。即使写“在人间”的生活，也缺乏足够扎实鲜活的细节支撑，在一些地方，看得出文人想象的局囿。
简笔、留白，是曹乃谦重要的艺术追求和成就，从中可以看到与林斤澜、汪曾祺一脉相承的艺术风格。但有的时候简笔也真成了简略，使人物简平，缺乏厚度。比如那篇让马悦然先生特别赞赏的《女人》，题材其实是赵树理在1950年发表的《登记》中就处理过的。温孩女人新婚之夜为什么不愿意“脱裤子”？被毒打时是什么感受？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“整治女人”的规矩到底该不该破，能不能破？这些曹乃谦用简笔“留白”的问题，正是赵树理当年深挖细写的。在赵树理那里我们看到的“女人”不那像影子一样的“毛驴”，而是渴望“翻身得解放”的“受苦人”。马悦然称道曹乃谦“冷静状态之下藏着对山村居民的真正的爱，对他们的艰苦命运的猛烈的憎恨”，但对比一下赵树理在笔下人物身上投注的爱与憎，曹乃谦的“不动声色”里多少还是有一种“写风景”式的超然物外，而这样展示出的“风景”难免是固态的，也是平面的。
“原汁原味”的方言构成了曹乃谦创作的另一重要特色，由此马悦然也称之为“一个真正的乡巴佬”。相对于赵树理的“将方言化入普通话”，曹乃谦对方言的运用显然更“彻底、直接、全套”。但有趣的是，赵树理虽然很少直接使用方言但满纸“土味儿”；曹乃谦照搬“土话”甚至“脏话”，背后却隐约可见“诗味儿”、“洋味儿”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文人精心选择的方言。究其原因是，在赵树理这里，方言只是手段，目的是文艺的“民族化”和“大众化”。而在曹乃谦这里，方言本身已经有了意义，渗透了作家的语言意识，乃至“最中国的才是最世界的”的文化意识。曹乃谦突破了赵树理等前辈作家使用方言的限度，但在与方言的内在亲和性上还有距离；而在现代语言意识的维度上，相对于李锐在《无风之树》《万里无云》中的创造性和韩少功在《马桥词典》中的颠覆性，曹乃谦又稍嫌拘谨简单。
以上从几个方面讨论了曹乃谦作品的不足，需要申明的是，这样的品评是苛刻的，是在将其分别与该方面表现“最一流”的中国作家、乃至世界级作家的比较中做出的——这当然不能掩饰，曹乃谦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中，特色突出、风格稳定、成就斐然，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、面相模糊的作家中，他风光独具，堪称优秀。当代文学批评不该忽略这样一位作家，将来的文学史也应给予其恰当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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